精选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文案127句)
儒家思想的弊端
1、儒家思想的起源
(1)、当路德站在皇帝面前，说“这是我的立场，不能后退一步。因为我的良心惟独是上帝话语的囚徒”。在那一刻，他的确无比自由。显然，这样的自由观也是中国的知识界所陌生的。——王怡
(2)、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叫作“文化复兴”。我弄不懂复兴的含义，不知要复兴什么，复到何时。
(3)、中国实行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考生被关进考试院，第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祭孔。每一个考生都要高呼让孔子听了都会羞愧的无地自容的口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4)、 私塾本即中华民族数千年之基础教育模式，一直承担着基础教育与化民成俗的作用。只因清末民初，中国饱受西夷宰割，为图民族生存国家富强，国人才不得已接受西化，而教育西化正是全面西化的第一步。西方因有宗教维系社会伦理，故学校只负责知识技能之传授。中国学习西方，在照搬其学校模式同时，却打倒了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纲常伦理体系，而西方之宗教因与中国文化、政治多有冲突而未能普及，于是中国百年来之教育沦为了价值虚无伦理缺失的知识技能教育，既而又退化为脱离社会实践的应试技能教育。而今私塾复兴，首先要贞定基础教育之根本目的，依着古人，基础教育之目的不外两方面，一者人伦，二者常识。人伦就个体生命而言则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就群体而言则为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五伦。纵然是日后的专业教育，也只是为了更好的尽伦尽份，此即“古之学者为己”之真意。至于常识，自然当与时俱进，掌握当下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以妥善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目下之体制教育可谓两者皆无，而不少私塾仅是体制唯考试分数的机械转化，即唯包本字数是从。归根结底，两者皆与基础教育之主旨无关，其实践者之功利心却一如也。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大才，因为大才自有其因缘与成长轨迹，非人力所能左右，教育的真正目的是教人知书明理，成人成德，养成士君子。在成千上万的士君子中，或有圣贤出类拔萃，方有可能。岂能为了一个并无把握的大才培养目的，发明一套方法，然后号召众人去尝试，徒耗着多少孩子的慧命。
(5)、人文底线。中国成为无理念社会，金钱成为万能通行证。
(6)、随便普及一下在西方基督教神学里的魔鬼定义：不守本位；抵挡上帝；代替上帝。
(7)、早在2011年12月7日，《中华读书报》第7版刊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丁伟志先生的一篇题为《复兴儒学的老路是走不通的》的文章。他明确指出：“近代历史上不断出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现在的‘国学热’中也有一股潮流，将新文化运动定性为绝对的‘反传统’，认为打断了割裂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所以现在才要继往续绝，复兴旧学。对于这样的构思，实在不敢苟同。”丁伟志的这段话让我豁然开朗，原来所谓“复兴”就是要复兴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旧学，重走旧学的老路。
(8)、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一些著名的西方哲学家都曾受到过此书的影响。
(9)、首先强调阶层观念，是诸侯就做诸侯该做的事情，是大夫就做大夫该做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10)、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资源衰竭、生态恶化、食品危机、医疗危机和没法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可以在老子“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之中找到应对的方法，中国文化对西方人有没有吸引力？！答案是肯定的！
(11)、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新思想、新观念，他的“脑质”为此改变，对康有为的“保教”思想产生歧义。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保教”的最大危害是“束缚国民思想”，因为“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
(12)、最后是於(兴中)老师提出的问题。我们现代汉语文本中讲的“正义”，当然是从西方的“justice”翻译过来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解释两点：第我们儒家历史上就是有正义观念的。我这些年研究的“中国正义论”就是系统地讲这个问题的。儒家内部曾有人质疑：中国哪有正义论？儒家哪有正义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存在着争议。但是，我们可以用汉语的“正义”去翻译西语的“justice”，因为中西概念之间既存在着非等同性，也存在着可对应性。(4) 比如说“王”这个概念，英文说“king”，这两者之间其实是可对应的，就是：某种体制下的最高统治者就是王。汉语的“正义”与英文的“justice”就是这种对应关系。第二点，我再补充解释一下：汉语“正义”这个词语是荀子提出来的，荀子明确将“义”讲成“正义”。《荀子》一书中四次提到“正义”，其中有三次都是社会正义的意思。(5)
(13)、多次的农民起义，推动了多次的改朝换代，儒家思想不断改进，在阶层框架下，又诞生了约束百姓的三纲五常人伦道德，将百姓死死的束缚着，无法解脱！推向了统治的对立面！
(14)、无神论者短视的思维一定会盲目的乐观，对人本质没有了解下就怀美好的期望，制造出不具备社会实践性的道德标准。于是就制造出一个人格极其分裂的民族。成批量制造出阿Q，孔乙己，润土，杨二婶，范进，假洋鬼子，赵太老爷等等大批奴才来。
(15)、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16)、大家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旧学”是儒学，所以很显然，所谓“复兴旧学”就是复兴儒学。于是“有人认为儒学是救国的唯一良方，中国文化的复兴乃至世界文化的复兴都要靠儒学”。丁伟志在谈话中明确反对复兴儒学，认为“这种见解显然是与文化现代化的潮流，与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儒学里没有政治上的民主观念，没有经济上的发展生产的内容”。他主张“最为急迫的应该是恢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
(17)、为此，生活儒学建构了自己的本体论：从“变易本体论”到“超越本体论”。
(18)、尽管儒家思想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瑕不掩瑜，但是毕竟儒家思想有着自身的弊端。首先第一个弊端是儒家思想将人一出生就划分为三六九等，非常的不民主;第二是和政治结合，将人民变为统治阶级的“奴隶”，演变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政治思想;第三不主张进取精神，对于科技发展非常的不重视。
(19)、人作为暂时存在现象界和有可能继续存在永恒界的一种活物，不可能像一张纸一样定义为AB俩面。由于儒家缺乏对永恒的概念，对人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也不会有正确的理解，在其理论熏陶下的国族既漠视别人的生命，也漠视自己的生命，一部二十五史血腥，告诉我们国人对生命的态度，因为他们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一无所知。
(20)、 早期中国思想不关注人是怎么来的问题，缺乏创造神话之类的问题，而比较接近于演化论的理念。这有很多例子，人是通过无生物变成植物变成动物才成为人，先秦最能够体现这种观点是《荀子》。任何东西都有气了，但不要把气当成物质，从气质到神气、精气、灵气，这些都是气，气如果没有精神性的东西，那就不成其为气了。用现在的话讲，气是一种能量，包括生命的能量。这就有一种预设：任何一个东西如果是气，归根到底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就不能从静态来看，而要从过程来看。到了“生”，比如说植物的出现，动物出现后才能出现知，知就是意识，动物是有知觉的，并且有些远远超出人，比如说狗的听觉和嗅觉。在这一方面，荀子的思想，和孟子思想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人才有“义”——用道德理性来说义有点狭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讨论。由气到生、到知、再到义，这就是人的演化过程。(1)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出现”是说从某个地方来的，但不能把它还原到那个地方去，这一点要明确。生命的出现，不能归约到一般的气，而是特殊的气，归约到一般的气就不能了解生是什么。也就是说根源虽然在那里，但不能只是原来的那个情况。举个例子，人是物质、生理、心理的存在，从谱系学角度看人，可以通过解剖尸体对人的物质条件作明确的分殊，但活人不能由解剖来理解，这有什么区别？因为尸体是死的，没有生气。如果说经络是生命的体现，而从解剖上找不到经络的物质基础，就不真实、模糊，就没有科学性，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我们认为，如果经络体现一个人的生命，生就不能归约成气，因此没有生命的人(如尸体)就没有经络可谈了，以此类推，“知”也不能还原成生，从植物到动物是质的飞跃；义也是这样。荀子和孟子在很多方面不同，但这一点是相同的，只是孟子对人性的观点更深刻，也更全面。
2、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1)、从春秋时代上溯到姬昌氏推演《周易》僭越者的僭越思维开始，中国特色的文化孕育出模糊的思维来。就连国人重大的理论重大的概念，却无法进行精确的定义。例如道，阴阳，中庸之道等概念如同雾里看花盲人摸象。
(2)、(2)王夫之：《老子衍自序》《船山全书》，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19第15页。
(3)、要振兴中华文化，走文化现代化的道路，除了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精神之外，还要继承和发扬其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孔子的思想根本不注重对自然物的认识，而只“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他不像“别家”那样“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68页，1944)。孔子思想重在讲成“人”之道，实即养成为贵贱等级制中的统治者服务之人，不重成“一家言”，因而也不重科学。我在《〈论语〉与〈老子〉的一点比较》一文(《人民日报》，20050527)中已经讲述了这一点，兹不赘述。梁启超说：“国人……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7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这种不重自然科学的传统，实源于孔儒，更早则源于西周的“学在官府”，学术、文化为贵族统治者所垄断，有了权也就有了知识学问，而其所讲的知识学问也皆“政教典章”之学，旨在号令时人，毫无对自然之认识，更无一家之言。梁启超说：“学问非一派可尽……万不可求思想之统如二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同上，182页)今之为学者，若仍蹈两千年之旧辙，冀以复兴儒学走思想一元化道路，来振兴中华文化，必将南辕而北辙也。
(4)、 港台新儒家一脉，因受“五四迷思”影响，依然致力于紧随西方，故把政治领域让给西方民主，并目之为儒家的新外王和新儒家的志业追求，导致在港台乃至世界，儒家完全失去了在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全由民主做主，自己仅退守至心性领域，与佛老耶无别。而深受港台新儒家影响的大陆新儒家学人近数十年也逐渐崛起，在深入了解体察中国历史与西方现代政治模式后，结合康南海先生在一百年前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对比儒教圣王所追求的王道政治，一方面发现了民主制度严重的先天性不足，即仅仅是民意的一重独大，其政治只能代表当下民众当下的利益诉求，程序的合理却并不能达成目的的合理，导致其对内虽讲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诸价值，对外却难改其殖民掠夺行径，缺乏神圣超越的价值依据与历史文化合法性的根源，故导致其政治模式最大特点即短视近利唯利是图。犹如一群强盗虽然组织严谨，其大小头领任职亦有严格程序，然却不能改变其对外打家劫舍的强盗本质；而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儒教政治资源在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近代以来一笔抹杀甚是颟顸。于是有盘山先生，基于《春秋》经传与三才之道，首倡儒教宪政，即具备天道合法性、历史合法性以及当下人心民意合法性的儒教政治模式，并参照西方宪政模式与议会制度，形成了一种天地人三才相互制衡的儒教宪政体系，包括太学监国制，议会三院制，虚君共和制三部分，并以超越西方民主，成为中国乃至人类永续发展的政治模式。吾人以为，这才是当今儒者真正应该追求的与古圣先贤千古一贯的王道政治理想，具体可参考盘山先生《政治儒学》系列著述。
(5)、(3)对于这一思想的不同论述，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原善论》等著作。
(6)、不得不说韩非子商鞅对儒家大湿的总结非常正确
(7)、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8)、东汉文字学家许慎(58～147)《说文解字》曰：“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术：亡之称。”
(9)、一个黑人为了自由可以坐27年的牢狱，在学而优则仕、止于香车美女别墅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儒家思维人眼里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
(10)、儒家学说在产生以后，先后有孔子、孟子、还有先秦儒学，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发现了不少弊端，曾经在近代让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接着又错过蒸汽机时代和工业革命等等，让领先了近2000多年的中华民族，走向败落和落后。虽然儒家学说并非是造成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我们不能把当时中国落后的所有黑锅都由儒家来背，从客观来讲，儒家思想确实有一些弊端，需要我们去正视和反思儒家思想存在的弊端，并非是要抛掉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而是为了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儒家思想……
(11)、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已一去不复返的“周礼”所代表的时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12)、不得不说的是，在漫长岁月中儒家与法家，道家，后来的佛家渐渐融合，成为一个黑暗而巨大的酱缸，这种腐臭的地方在上个世纪不幸地成为马列邪教的寄宿体，成为世界上血腥的而肮脏的地方。
(13)、这里所谈的“形而上学”，就是指的本体论。所以也就毫不奇怪：那些致力于解构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者(postmodernists)，他们的言说本身，其实都蕴含着某种本体论承诺，尽管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例如最典型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就有学者指出，同样具有“潜在的本体论特征”。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没有某种有意无意的本体观念，那就犹如没有地基或者栋梁的房子、没有根株的树木，根本无法形成任何观念系统，也就无法进行任何陈述。
(14)、然而当时欧洲的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
(15)、超越本体论的特殊性，具体来说就是现代性；这就是说，超越本体论是在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内、特别针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本体论建构。在近来发表的两篇文章里，我对近代以来“祛魅的”(disenchanted)“人本主义”(humanism)进行了反思，清算了“人的僭越”，尤其是“理性的僭越”“权力的僭越”。这种所谓“以人为本”的僭越，其实就是“以人僭天”，即“人”鹊巢鸠占地取代了“天”的神圣地位，由此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资本与权力的肆无忌惮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问题，包括近来引人瞩目的科技的为所欲为。
(16)、2014年12月，外交部就孔子学院是否限制了美国大学学术自由作出了回应。
(17)、人之初，性本善，这种低级而简单思维的指导下，儒家对人的本质进行浅尝辄止的探讨后就不再继续深入拓展，就匆忙设定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提出“仁义礼智信”“君君臣臣……”等等一套家常伦理品德，只能是是伪伦理道德。
(18)、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19)、 对于荀子的讲法，有人会质疑：前面的跨度比较好理解，但知和义之间的跨度，会觉得有点过大。对此我作一个简单的回应。就人和禽兽的本能来看，没什么差别，从“食色性也”的角度看，人有动物的属性。但把人看成动物的一种，不够全面，因为一种新现象的出现不能归约到原来。下面是上面的基础，上面是下面的超越，超越和基础有关，但不能从基础来理解超越。孟子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非常少的反而成为“大体”，非常多的反而成为“小体”。非常多就是人的生物性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但有趣的是，百分之零点一是充分体现人之价值的因素，他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有关系，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能够转化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但当人有了心、性以后，就不能把人归约成动物。而人最丰富的内容恰是那最薄弱的力量。“几希”就好像是一阳来复，力量非常薄弱，但却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基础，否则就“不是人”了。“不是人”当然是价值判断，但后面有深刻的理由。这里面可以看出最低的要求和最高的体现，最低的要求是只要是人就绝对有，最高的体现是任何人都不能充分证成的，连圣人也有遗憾。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但着实来说，甚至连尧舜也不能真正做完人。
(20)、在西学的消化问题上，我曾提出“中国的雅典”与“中国的耶路撒冷”问题，以区别于欧洲或西方的雅典与耶路撒冷。“在中国发现并确立自身的世界性维度时，雅典也就会在它的欧洲内涵与英美内涵等等之外增加一个中国内涵，一个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所化的雅典，对于希腊时代的雅典与欧洲的雅典而言，这还是一种尚未经验到的雅典，也是他们必须真正进入学习过程才能领会到的新经验；正如佛教在进入中国过程中生成了禅宗，而禅宗对当时印度思想而言乃是一种尚未经验到的新的可能性。中国的雅典与中国的耶路撒冷，意味着中国思想在其进入雅典、耶路撒冷中对后者进行的重新赋形，这种赋形既是中国思想在现代境况下归于自身之正命的途径，也是中国对世界进行结构规划的可能方式。在中国的世界安排中，雅典与耶路撒冷将获得其位置，但这个位置无疑不同于在这个西方文化规定、安排好了的全球化、普遍化了世界中已有的位置。事实上，中国与雅典、耶路撒冷发生关系的现有方式意味着，在雅典、耶路撒冷已经安排、规定好了的世界中给于中国一个位置，也就是已经在文化上被结构好了的西方世界中占据一个承受性的位置。一旦要获得一个主动性的位置，那么中国就必须对世界进行重新的筹划，为自己也为雅典与耶路撒冷重新立法，分配给它们在中国的世界中的位置。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的雅典与中国的耶路撒冷的生成过程。所谓的中国的世界，即由中国以文化的方式建立的时－空境域，不是仅仅将已经普变化、世界化了的雅典与耶路撒冷仅仅还原为基于西方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过程的地方性知识，而是将其重新结构化，重新确立其在一个新的文化世界中的位置。对于欧洲的雅典与耶路撒冷而言，中国的雅典与耶路撒冷，将是一个在西方文化普遍化建构过程中无法认识到然而又是其自身未曾历史地展开的一个真实性的自我。欧洲的雅典与耶路撒冷在从事自我理解过程中，必须要面对这个变异了的然而又异常真实的自身，否则便不能真正进入自我理解过程。因此，中国的雅典与中国的耶路撒冷，必然促动欧洲的雅典与耶路撒冷进入面向新的自我的学习过程，这个学习过程面向接纳中国的雅典与耶路撒冷时，中国就在现实上从一个学习的文明转变为一个立教的文明。只有这样，中国的世界规划能力，才得以切实的展开。就像中国曾经通过佛教来经验自身一样，在今日状况下，中国的自我经验必须要通过化西方的雅典与耶路撒冷为中国的雅典与耶路撒冷的方式来完成，这是历史所与的天命。”(1)这里所谓的中国的雅典与耶路撒冷，其实就是儒学化了的雅典与耶路撒冷，它是以儒学为主体消化西学的成果。这个层次上的消化西学，与以历史的方式、学术的品格理清西学的谱系、结构与脉络，有所不同，它意味着更为主动的姿态，甚至内含着一种为我所用的转化态度。
3、儒家主要思想概括
(1)、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2)、伴随着宗教的式微、科学的兴盛，“解构本体论”乃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称之为“哲学思潮”，其实是吊诡的，犹如“被剜去了心脏的人”，因为哲学的核心恰恰是本体论(ontology)。所以，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宣告“哲学的终结”，而试图以“思”(Denken/Thinking)来取代；然而同样吊诡的是，这种非哲学的“思”却仍然被人们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不仅表明了哲学本身强烈的求生渴望，还暗示着整个人类观念系统实在无法割舍自己的心脏。笔者建构的“生活儒学”，也一直在回应这个问题，其主要看法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问题在于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本体论，以及怎样来建构这种本体论。
(3)、秦以法治天下，天下行秦法，一切依法行事，这样的话，没有权贵阶层，皇子犯法也要依法惩办，更不要说官员了！索性秦朝皇室被屠戮殆尽，而秦朝的官员自感做的太不舒服，索性不跟大秦混了！法制在人性面前，彻底失败了！
(4)、可以说，最大的考验是具体的普遍问题，黑格尔也谈到，但方法完全不同。我们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人，是与天地万物不可分割的，人生最高的意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儒家最终极的关怀和意义，一方面是可能性，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另一方面是必然性，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离开日常生活就不可能是最高的价值。
(5)、道德精神：“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朝闻道，夕可死”的精神追求，坚毅的人格、积极的人生态度，尊老尚贤敬师和见利思义的人生准则。
(6)、其实在汉武帝之前，利用这种“天人感应”来“安抚”民众的方法就已经存在。汉文帝、汉景帝多次在日食、地震、水灾等自然现象发生后做“深刻”的自我批评，并且发布相应的惠民诏令，如减租减赋、赐食等等。
(7)、 最低和最高的关系完全可以配合起来理解，我做过分疏：一个是本体论、存有论的决断，一个是存在论的限制；一个是过程上的突破，一个是结构上的限制。牟宗三先生有“层层限定，层层突破限定”的思想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实际上，荀子的性恶和孟子的性善是在不同层次上的讨论，但完全可以配合。只是孟子可以解释荀子的问题，荀子不能反过来解释孟子的问题，孟子接触到比较深刻的人的本质特色的问题。简单的说，四端是“几希”，使得人之所以成为人，要靠人主动自觉的自我发展，不推、不向前发展，它就枯萎了。人如果没有对外界的敏感，就是“哀莫大于心死”，麻木不仁。有人把孟子叫做recoverymodel，就是怎么样把内在的四端重新发现，我觉得这是片面的，孟子也是一个向前开拓创造的思路。
(8)、1735年，杜赫德划时代巨著《中华帝国志》出版，对中国灿烂文明的描写轰动欧洲，“汉学”在欧洲诞生。当时的法国，中国“比英格兰更受青睐”，“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18世纪欧洲大盛‘中国风’，不仅对儒家的理性思想予以理想化，而且中国的建筑风格、瓷器、家具和室内装潢亦风靡一时”。伏尔泰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更作诗赞美云：“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
(9)、礼是礼制和礼仪，礼制是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和正常的秩序。这就需要人人的共同遵守，奉公守法，严于律己。礼仪是对待他人的礼貌和尊重，中华民族是礼仪之帮，几千年的礼仪天下，人人以礼相待，相敬如宾，为社会带来了和谐稳定，有序地发展。
(10)、民国学者胡适(1891～1962)把孔子以前的儒，看成是犹太教里的祭师和伊斯兰教里的阿訇(hōng)。胡适认为，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胡适认为这些专家，乃因殷商亡国以后，“沦为奴隶，散在民间。”
(11)、甲骨文中有儒帝子、儒人、儒师、子儒的记载。由这些名词可见，殷商时代(约前1600～约前1046)，儒已经是高贵的文人职称，往往和帝子、公子、国师联系在一起。说明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最晚到了殷商时期，已经有了熟悉诗、书、礼、乐，非农非商非工亦非武士，专门为国家机器和贵族服务的文人阶层，最初指的是在冠婚丧祭时司仪的祭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
(12)、而庄子对于儒学的批判也是建立在道家的基础之上而谈论的，所以并没有对错之分，应该理性的看待这种学术上的分歧与批判。
(13)、西方自然科学事实上是从人的视角来看自然，来解读自然，来诠释自然。就像是康德所说的那样，西方人不是从自然引出定律，而是把定律强加给自然。西方人试图把研究人为力的科学理论强加给世界，但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迷失，使西方的知识理论完全没有本原的典基，是完全建立在沙滩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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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故而，儒学研究，在出入西学的同时，一方面要向六经的文本深入钻研，另一方面则要面对具体的政教实践与具体问题，直面天地之理，在“画前之易”中丰富并激活“画中之易”，也就是说，儒学当在生活世界留下自己的深深印迹。这三个同时展开、彼此互动的发展方向，最终在培育儒者这里，获得统因为只有“儒者”在，儒学与儒教才能找到它的真正主体与真正的担纲者。儒家之学术与教化的最终目的，正在于造就经天纬地的儒者，故而儒学的当代与未来发展，不能脱离儒者的塑造这一目的。西学的洗礼、六经的涵养与实践的历练，都是为了儒者的到来。
(16)、商业底线。有毒食品和药品泛滥成灾，社会良知丧失殆尽。
(17)、孔子虽然属于老子的亲传弟子，但却并不是能够传承老子思想的人。一方面他主要的诉求在仕途，在政治，而非人文，人文诉求是在政治诉求达不到时的第二选择，而且孔子“述而不作”，他整理出版的古代经典全部都受到其尊礼思想的影响甚至直接篡改；另一方面，从少正卯被孔子诛杀一事可以看出，孔子并没有真正领略到老子的思想精髓，而且心胸、格局和自信心都不够，不是老子所说的知道、知天、知地和了解自然力，可称其为“大”的人。
(18)、自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与董仲舒(前179～前104)携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就逐渐成了士子——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代名词，“儒”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19)、第一：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20)、董仲舒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按照他自己的“阳尊阴卑”利润，制定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并因此作为其新儒家思想的核心。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4、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1)、儒家始祖孔子(前551—前478)的先世是宋国贵族，因避祸其家族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hé)，字叔梁，做过鲁国陬(zōu)邑的地方长官。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66岁的叔梁纥又娶了不满20岁的颜征在，在尼山野合生孔子。孔子3岁时，父亲死了，颜征在被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2)、在这种思维逻辑下，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降伟人、神道设教的天道天理伦理下，几千年国人都不敢质疑孔子从事伦理命令的合法性，到底是来源于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博爱呢？还是现代工商契约精神？还是民主宪政，社会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赋，权为法定的文明法理呢？？
(3)、在政治伦理方面，儒家所倡导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天下”、“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儒者最高的追求就是与君共治天下。儒家原本只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中的一家，历经2000多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发展，意识形态领域儒家独大，尊礼而贬道的儒家思想最后发展的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不在道上。
(4)、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5)、这样的伦理如同想要在沙滩上建楼房；如同接受了主体思想教育几十年的朝鲜饿俘会在一碗红烧肉面前会轰然倒塌一般苍白且空洞，这些没有永恒观念的儒家仁义道德成了挂在墙上写在纸上说在嘴上的虚伪东西，而没有敬畏，成王败寇，不择手段等等卑劣成了这个民族的实质文化。因为这些理论听起来无论多么美妙绝伦，终究是不能成为约束无神论者的教条。
(6)、儒家思想主张：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主张主要分为三大方面：思想品德、行为规范以及艺术修养。尽管这些思想存在于周朝，但是遵从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所以这些被全盘继承，成为了正统儒家思想的主张。
(7)、儒家没有终极关怀，也就是说没有永恒的观念。“子不言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思维方式让千百年来的儒家思想一直不能突破对永恒的思考与探索。只能停留在物欲的，现世的，局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上，而形成一套家常伪伦理。
(8)、这种文化的影响的深远，而非常可怕，从而产生灾难的后果！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因为这个民族从来与永恒的价值没产生过交集，只是时间的流淌与罪恶的轮回！
(9)、就会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社会安定，国泰民安。
(10)、在救亡图存、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之下，陈独秀(1879—1942)在1915年发动新文化运动，提出“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文化主张，一百多年来，“打倒孔家店”从一种思潮，已经演变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文化生态。
(11)、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12)、少正卯(？～前496)是中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官至少正，能言善辩，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少正卯和孔丘一样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少正卯的课堂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只有颜回没有去。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丘在55岁的时候任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以仁义治天下的孔子开因为学术之争而杀戮异己之先河。
(13)、在此所展开的一系列的伦理历经时代变迁，必然会漏洞百出。历代的儒棍儒粉们加油添醋，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用谎言堆砌出一个理论碎片的纸糊的大神。
(14)、问题是，对于儒学而言，西学的消化与洗礼，在什么意义上乃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对于儒学的自身开展而言，“中国的雅典”与“耶路撒冷”是否必要？很多主张“以中释中”的学者，在拒绝一切形式的“以西释中”，并自以为“以中释中”的时候，却又以隐秘的方式落入西方的思想、观念与架构之中；另外一些具有儒家情怀与认同的学者，认为中国的雅典与耶路撒冷实无必要，“那是雅典与耶路撒冷的事情，是他们将自身中国化以适应中国情境的问题。”简单地说，问题就是，对于儒学的开展来说，当代儒学是否要出入“新佛老”(西学——雅典与耶路撒冷)？必须看到，在某种意义上，西学已经渗透进我们的血液中，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作为我们身体血液的一部分的“西学”，其根子里已经不同于西方的西学。尽管在学术层面，中国的黑格尔研究并没有在世界黑格尔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或者说对国外并没有多少影响，但中国的黑格尔理解，已经成为建构现代中国意识的一个部分，甚至成为理解古典中国历史与思想的背景视域的构成性要素，这并不是国外的黑格尔研究(作为西方的西学之构成部分的黑格尔研究)成果所能替代的。以这样的方式生成的“中华西学”(中国的雅典与中国的耶路撒冷)不同于西方的西学，但却是我们从事自我理解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不深入到西方的西学之中，我们还是无以更深地把握在中国出现的西学，甚至不可能真正能做到“以中释中”，在西学已经渗透进我们的血液的情况下，以中释中首要的条件就是对西学有精深的理解，否则以中释中，就只能是一个不能具体落实的教条。消化西学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提供以中释中的担保；对于儒学来说也是一个自身世界化的机遇。只有真正把握这个机遇，儒学才能将其从中华文明的文教-宗教，或者东亚文明的文教体系，扩展为世界性的文教-宗教体系，换言之，从中国的儒学到东亚的儒学，这个在宋元明清时代展开的事业，在全球化的今天，还必须进一步扩展，从东亚的儒学到世界的儒学，乃是儒学的发展不能绕过的环节。对于这一环节而言，儒学如何超克或扬弃西学，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5)、关于儒学发展与中西学的关系问题，我个人有一个说法，“学无中西，教有内外。”第一个层面“学无中西”，是指儒学的发展的世界性问题，它必须在世界文化的各种资源中充实自己，也必须在世界与人类的问题中凸显自己的德能，因为儒学所承担的使命不能限制在中国之道上，还必须注意到它穷极天地之理，致力于体现人类所以为人类的精神安顿问题的普遍意义的层面。这个层面强调的是出入西学的重要性。第二个层面是“教有内外”，所有的学术与思想，包括哲学，最终都是为了成教，但人类教化的历史，乃是多元性的，就此而言，必须注意到各种教化体系都有其成能，为他教所不能替代者，所谓“道并行而不悖，万物相育而不相害”乃是诸教共和的一个理想；尽管如此，对所有的个人与民族而言，都有内教与外教的问题，不同的教化体系，必须通过内外的结构被统一起来，这是诸教共和成用的前提。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儒学与儒教必须作为内学与内教而成立，这是中国性的本根问题，也是儒者的担当所在。这个层面强调的是出入西学，最后还是要回到儒学自身，更确切地说，反诸六经，六经才是我们最内在的教化与学术。
(16)、为此儒家思想进一步完善成熟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强化皇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帮皇帝笼络了一批升官发财的读书人一起坐天下！特权阶层形成！因此，官官相护形成了，利益集团形成了！当皇帝与官员集团做的太过分的时候，就会发生农民起义！
(17)、 在21世纪思考何为人的问题，是以前的哲学家所无法想象的，而儒家对生命世界的充分肯定，更特别有其深刻的含义。举例来说，只有在我们生活的世纪，人类第一次可以用自己的肉眼看到了地球的全貌，动物、植物、矿物、水源乃至土壤、空气都在我们的视域之中，这是1968年航天员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因此今天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思想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这在黑格尔的时代是不可理解的，即使他的哲学确实是世界性的哲学。维特根斯坦说：死不是生活里的一件事情：人是没有经历过死的。同样，要是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也就不能了解世界的意义，这是60年代之前的哲学无法理解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考虑。
(18)、中国传统的看法是，一提到儒家，便把孔子和孟子连在一起。实际上，孟子与孔子有大不相同之处。孟子虽继孔子之后而大谈“仁”学，但他多有独立自我和平等的思想，与孔子的贵贱等级制思想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章句下》)等，表达了一种独立自我的气魄和不分贵贱的平等思想，比孔子“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之类的卑下形象和心态，实有天壤之别。我主张，讲儒学，要把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
(19)、德国在1996年发行的纪念莱布尼茨诞生350周年的100马克货币
(20)、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学成就华夏文明，以科学为核心的西学成就了西方现代文明，两个独立的文明体系该如何取长补短，对国人而言，最为人熟知的便是沈寿康先生提出的中体西用说。此说至今仍被许多国人包括港台新儒家奉为圭臬，并终身致力于以西解中，中西对比，而名曰中西汇通，并以实现西方的民主制度为政治追求。中体西用一词，为何后来又会发展成为西体西用，直接导致圣教沦亡以夷变夏呢？体、用本是佛教之词，熊十力先生曾作一喻以明两者关系，即海水与海浪，海水为体，海浪为用，有海水必有海浪，有海浪必有海水，故言体用不此乃天理人性之必然。前已提到，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如科学、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必定要以西方文化制度为基础。而在中体西用的表述下，中西其实为平等关系。中体开中用，西体开西用，而今却并列二者，只会有三种结果，要么中西对立，要么有中无西，要么有西无中。在当时亡国亡种的大背景下，救亡图存是第一要务，于是西学地位直线上升，中学的地位不断下降。西学的地位持续提升，最终导致科举废除，蒙学废除，经学废除，西用渐渐吞噬中体，整个社会陷入一片崇洋之风。由于中体的衰微，所导致的基于儒教伦理的整个社会秩序亦开始动摇。既然中体西用论有问题，到底该如何才是正确？作为洋务派思想家的冯桂芬先生早先提出的的中主西辅论，既确立了两者的主从关系，又避免了相互间的吞噬，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枝蔓，在今日依然可作为面对西方文化的主导思想。
5、儒家思想有多恶心
(1)、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2)、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
(3)、 儒家和其它传统在这里有歧异。佛教是释迦牟尼所开辟的一个新的天地，耶稣基督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穆罕默德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们的新天地是史无前例的。孔子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但这个新的天地包括一大批传统人物，像尧舜禹汤文武。他认为自己还达不到这些人物的德业，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翻译者，一个中介。儒家入世的特性使得儒家伦理必须扣紧生活世界，这是很独特的。不过要注意，儒家伦理并不是世俗人文主义的产物。其实，孔子忠于传统的精神发挥了比无中生有更大的创造力。
(4)、因为已经被地球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及几千年的时间验证过。
(5)、贺麟与梁漱溟一代人在新中国建国之前都已经认识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危机即是一个文化危机，即儒家思想丧失了新生命，儒家思想面临着通过消化西学而达成的新开展问题。儒学丧失生命力的根源不仅仅在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变，新制度中没有给儒学的生存留下空间，剥离了制度的依托，儒家思想成为“游魂”，而且在于，儒学迄今没有对现代社会、人性与生活的诸多现状与问题做出深刻的、有效的诊断与回应。思想世界与价值观的主导权仍然由西学承担，即便是在对儒家思想的自我理解上，也是由作为西学一部分而不是中学一部分的海外汉学主导的；这就导生出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思想本身的理解，也西学化了。故而贺麟当年所建议的以儒学化西学，不但没有达成，反而中学处在被动西学化的阶段，仍然是我们面临的生态。所谓“以中释中”的诉求，就是由这种生态而导出的一种态度；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则牵涉到儒学的精神与义理能否在“哲学”(根源于希腊Logos传统)的架构下得以展现的问题。今天，处理儒学的人文学科也面临着的危机，随着自然科学思维对人文学科的渗透，人文学科不但业已社会科学化了，而且更为重要的则在于丧失了自身的目的，即不再追求真理与智慧，而是转变为以方法为工具去中性地处理客观材料的技术取向的知识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现有的人文学科架构对儒学的自我理解所产生的负面制约，必须被充分意识到。另一方面，新中国建国几十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近代的文化危机意识更为迫切。中华民族不能只有政治，而没有文教与宗教，否则中华文明就根本没有着落。就长远来说，舍去儒学与儒教，还真的无法想象有什么可以替代儒学的东西；除了儒学与儒教，又有什么可以承担中华民族的文教与宗教呢？但我们此处可以追问的是：儒学，你准备好了吗？
(6)、何为儒？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文人，被称之为是“儒”。就字体结构而言，“儒”字,左“人”右“需”，意即“人之所需”，指人的需要；“儒”古同“懦”，而“懦”字，左“心”右“需”，意即“心之所需”，也就是柔弱如水的意思。
(7)、梁启超(1873—1929)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其新儒学时期，梁对康再造儒学大为折服并积极参与。维新运动开始之后，康梁积极主张奉孔子为圣人、教主，立孔教为国教，以此作为变法的最重要理论根据。他们支持民间祭孔活动和设立孔庙。
(8)、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可阻挡，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逐渐走向世界。我从儒家思想影响和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9)、假大空从古便开始了，严重匮乏一个(真)字.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罪恶感羞耻感的，而很多国人却把那停留在纸片上的空话说成是什么优秀文化，可笑至极！
(10)、第儒家文化的内在逻辑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这是其自身和后人阐述过程中的一大局限。从儒家不断发展的历史中，直到朱熹的儒家理派也对儒家思想内部结构的合理性缺乏逻辑的深层次阐述。儒家表现出的是带有强烈的规矩感表象，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儒家思想就是在那反复阐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认知僵硬感。再加上被统治阶级作为功用的目的来使用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思想自身的独立性，于是更被人诟病为固化阶层，麻痹思想的道具。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局限性一个是被他人作为工具时表现出的独断专横，但其实儒家思想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儒家思想自身的问题。儒家思想自身的内在局限实际是它拒绝了逻辑的审问。儒家思想只意识到或者说领会到了社会性的人伦必然需求，总结出了忠、恕、孝的理性规则，而这些理性规则的表达借助了人伦的可感知性，从而将自身陷入到了公理的不可辩驳的地步，这正是其取消了进一步逻辑分析和推理的原因。儒学的可感知性价值太大使得他不自觉的忽视甚至拒绝逻辑的推理。人伦的社会在自然的发展中是一个历史的阶段，而逻辑是从先验到认知的唯一可靠的思维工具，因此必须也将儒学放到逻辑的思辨中，这就是当下儒学局限的本质，它难以找到与现代科学、当下新变化的有效连接，从而让人引起误解。
(11)、第二：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12)、庄子对于儒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一个学派针对另一个学派的质疑与反驳。
(13)、当然，出入西学之后的反诸六经，乃是一种辩证的思想与精神的运动，“学无中西”将儒学的当代开展导向更广阔的世界，“教有内外”则将这一开展回归到自身的主体性之中。将“学无中西”容纳到自身之中的儒学，立足于自身的主体性，而又不限于儒学历史地置身其间的时空世界，而是激发其作为思想与精神过程的普遍潜能，超越民族-社会学与历史-人类学的规定，在新的普遍层次提升自己。出入西学与回归六经，作为辩证的运动，并不是说出入西学之后，再回归六经；而是，时时出入，时时回归。儒者在出入与回归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六经与西学在这个互动中互相充实，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对勘。当然这个互动与对勘，是在一个更大的实践脉络中展开的。就实践的层面而论，儒学一方面要参与中华文明的文教与宗教的建设，参与中华文明崛起的事业；另一方面也必须参与并力求主导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规划，直面人类诸多的问题，直面世界的诸多问题，对此，儒学如果不加以有效的积极回应，并在这种回应中获得自己的生命力，在这种回应中表明自己在诸种世界教化体系面前的上出能力，那么，儒学就很难在世界历史时代表明自己的生命活力。黑格尔曾说过，一个只关注大地而不仰望苍穹的民族是没有希望与未来的民族。就中国的问题而言，当前有政治而无文教，有律法的约束而无人心的安顿，是以中华民族拿什么来配天的问题，成为今天乃至近百年来中华文化的第一问题。儒学必须为回答这个问题做出深厚的积累与充分的准备。就世界问题而言，一个频繁交往但又彼此相安无事、共进美善的世界如何可能，这是世界秩序方面的第一问题。儒学有没有资源、有没有可能充分而有效地回应这个问题呢？就人类的问题而言，现代生活所带来的身体与心灵的劳顿与异化，如何克服，身心二者如何和谐平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上述互动与对勘的具体实践的脉络。儒学的当代开展不能脱离这些脉络，因为这些脉络乃是出入西学、反诸六经的真正土壤。
(14)、这种僭越思维的“天人合一”概念被儒家奉为最高境界，在其影响下的统治者们真以为自己是真龙天子，盲目乐观地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简单粗暴，亵渎和肆无忌惮！一方面把恐惧暴力深植入臣民的心里，一方面也把奴性和斯德哥尔摩症也根植在了这国族自己的基因骨头里，一直到现在。
(15)、第五：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而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已溶入中华民族精神体系，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
(16)、(5)见《荀子》之《正名》、《儒效》与《臣道》。
(17)、我之所以选择《周易》“变易”观念作为本体，是有一番考虑的。前面说过，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本体重建史；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史上曾出现过林林总总的许多本体概念。当此之际，我们要重建本体论，当然可以选取一个新的存在者来作为本体，这不外乎是在上述诸多既有的本体之后，再加上一个新的本体。但是，如果我们试图以一个观念来涵盖上述形形色色的诸多本体呢?哲学史上的那些本体的相继演替，恰恰就呈现为“变易”，即“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就是《易传》哲学的根本特色：一切皆变，唯变不变。当然，这种“变易”——阴阳之“相摩”“相荡”而“生生”，本来并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即所有一切存在者的渊源；但当我们将其视为“形而上者”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将其存在者化了，它成为我们的观念系统及其陈述之中的最高范畴。
(18)、 下面再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行，是伦理学问题；一个是有什么希望，是关于神学或者说宗教学的问题。现在汉学的主流是把儒家所代表的德性伦理和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发展出来的德性伦理来互相比较。基本的观点是：德性伦理与习惯一样，要经过一个内化的过程，才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这条路线比较接近荀子，但站在孟子的立场也可以接受。
(19)、“儒”的职称总是在不断地扩散和贬值。按照东汉许慎在其字典《说文解字》之中对“儒”的解释，表明儒的规格已经降低了。
(20)、这里所谓“本体论何以必要”，是针对人类的观念系统的整体而言的，即对于人的观念来说，本体论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显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确定“本体论”的概念：本体论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现成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从五花八门的说法中特别是从实际出现的哲学本体论的诸多历史形态中寻绎共性，加以归纳。
(1)、最终在地主与农民之间诞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他们没有礼制的束缚，当他们的炮火燃遍天下的时候，葬送了整个的礼制天下，皇帝与他的官员们被百姓无情的抛弃了！
(2)、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3)、说到底，文人很容易就掌握话语权，他们互相吹捧，神话自己和同类，使自己有社会地位，于是就成了大师，
(4)、学习方法的优劣直接决定学习的效果。孔子教大家对于学过的知识、技能，要经常的温习、练习。
(5)、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6)、王莽为什么能篡汉成功？当然跟王氏家族强大的势力有关。但是，一个外姓人改朝换代在当时的社会并非轻而易举。最关键的原因：他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
(7)、＊最后自己刚好读到讲中国近代史的1本书中，其中，有一小段让自己陷入沉思！
(8)、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9)、让个人不见了，而把所有的价值只有依附于一个家族、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上才能建立自己的归属感。这种集体主义所产生的毒素，一直影响到现在。(补充一下法西斯的定义：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袖)
(10)、即使是现在，一些有名的文人、公知，说话都是从肚子里过，放的屁都有人捧臭脚，你说怎么办呢？
(11)、我向张祥龙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张老师这几年的研究，我很熟悉，是非常独到的一种阐释。但有些观点我不太同意。有一种现象，涉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双方在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英或者士大夫，通常是要为官的，而且不能在家乡当地为官，而是异地为官。这样的话，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他的大太太在家里教养孩子，士大夫本人则去外地为官，至多带着一个小妾出去，这是一种通常的模式。具体到教育问题上，这与孟子提出来的一个原则有关系——“易子而教”这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不管他父亲是不是外出为官了，父亲都不直接负责教育他的孩子，而是通常由私塾的塾师来教育他，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家中，母亲在教育他；长大成人之后，通常父亲会把孩子托付给同样为官的朋友，跟着朋友历练，由朋友来帮助教育。在传统社会中，这种“易子而教”的模式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经常想，但也没想明白这到底是什么道理：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精英，基本上都是母亲教育出来的，即是上一代的女人教育了这一代的男人，这一代的男人又反过来统治他的同辈和下一辈的女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很典型的现象。我们儒家是“孔孟之道”，很有意思的是，孔子、孟子都是母亲教育出来的，父亲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
(12)、然而无神论的学说是不能建立伦理的，这个危机同时代的老子也谈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道德经38下)”。
(13)、儒学，若就汉武帝用董仲舒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来说，其为历代封建王朝扼杀中华儿女的自我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工具，是一种统治老百姓思想之学，阻碍了中华文化前进的历程，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就不多作论述了。(尽管其中也有不少可贵之处，特别是王阳明之学。)至于儒家创始人孔子之学，则因《论语》中有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需要做点说明和分析。
(14)、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维系专制统治与等级社会，压抑人性，钳制思想，阻碍了科技的发展。总之，我们应吸取精华，剔其糟粕，传承中华文化。
(15)、 儒家在伦理学上有几个最基本的信念，一个信念是：日常生活的世界有内在价值，我们不能抛弃掉日常生活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真理。甚至可以说，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这不同于希腊哲学，从希腊哲学来看，从现实中的“礼”出发怎么可能发展深刻的理念？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否定习俗，消解习俗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当然它可以通过实践回到习俗。不过，儒家基本看法是：离开习俗就不能正视生活世界，但扎根习俗并不妨碍有批判和超越习俗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礼也是一种创造性。“述而不作”可以理解为一种诠释的创造，夏礼、殷礼、周礼都有所损益。《论语·乡党》篇讲到了很多古礼，有些孔子接受，有些他不接受，他做了存在的选择。所以礼就不只是习惯，但它和习惯又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经过长期而能保存下来的礼必有它的价值，不必彻底扬弃，孔子反对的是没有任何历史意义的重新起步。
(16)、西汉儒生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太崇尚复古。他们近似狂热地向住恢复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的礼乐制度，而不考虑社会已经在发展，民众的思想早跟成康二王时代天差地别了。
(17)、请别相信儒家把古人吹捧的那么高大上，编造“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谎言。现实生活中，“人老奸，马老滑”，“温饱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古人犯法少无非是迷信因果报应，加上法律严格而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哪个王朝开国不是清廉的，在儒家虚伪的礼治德政下慢慢都变腐败了，说到底，绝大部分人在利益冲突面前都是自私自利偏向邪恶的，别怪环境影响。
(18)、智是聪明智慧，是积报入世有所理想，有所创造，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智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智，面对任何事情，冷静分析，深思熟虑。智是刚健稳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始终保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19)、儒家学术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颜子、朱子等，孔子为儒家派创始人，孟子得孔子真传，让儒家思想得以发展，荀子儒家思想的传扬者之荀子所著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时常被人拿来比较。颜子是孔门72贤之首，他也是儒家派的代表人物之朱子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儒家学的代表人物，被评为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20)、帝王们真的相信这些所谓的“天人感应”吗？这其实并不重要。他们恰恰在利用这个机会安抚百姓。既表明了自己会听从上天的安排进行整改，也防止了因灾疫产生的国家动荡。董仲舒在这样的环境下又把“天人感应”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就是要让这种思维在民众的脑里根深蒂固。
(1)、先说明一个成语“男尊女卑”，这个词汇没错，为什么说没错呢，上文也说了，尊卑原意并不是指高贵和卑贱，只是后来人们将尊卑用于形容地位高低，为什么说男尊女卑，因为男性阳盛阴衰，女性阴盛阳衰(当然阴阳反背的同性恋是例外)，男主动，女主静，男女有别，阴阳体现在身体器官上也有着明显不同，表现为男女在性格、思维方式、脑细胞差异、强壮程度、外部刺激反应能力、社交能力等等方面都存在不同，因此男女就像阴阳的一体两面，属性不同，却是缺一不可。而在古代，冷兵器时代，两国交战或者群体纠纷都是靠的武义和拳头，所以男主外，女主内是社会发展需要，在母系时代，因为当时人类人口稀少，部落之间靠的是人口基数决定地位，当时医疗水平又低，人口存活率很低，所以表现为女尊男卑。
(2)、所以我认为，孔子的儒学，从整体上看，是统治平民老百姓思想之学，缺乏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我们不能以复兴几千年前的孔儒之学来振兴当今之中华文化。
(3)、以上所论，即是吾人自读经而至学儒多年，针对当下儒学自身以及儒学与社会各方面问题，长年学习思考的一个总结概要，也是各种思想的集中表述，愿此文对厘清当今各种观念，澄清各种是非，有所裨益，进而能对当代儒学复兴助一臂之力，吾人之愿也。因学力所致，难免有所不足，亦就教于大方之家。
(4)、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十分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
(5)、弊端一：儒家思想仅仅是宣扬德治，而没有法治，说白了就是，它仅仅是从道德层面上告诉你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应该要怎样做，而没有说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会怎么惩罚你。重视德治和人治，没有法治，这应该就是儒家思想最大的缺点。这个缺点遗传了几千年，直到今天还有很深的影响。弊端二：儒家思想有故步自封、墨守成规的传统，这一传统是从孔子那里就开始的。孔子法先王，从周礼，他的思想有很浓重的复古倾向。不重视或者说是抵制创新思想，这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弊端三：鄙视劳动。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远庖厨”，而实际上他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脱离生产实践，那就完全谈不上发展科技。这也是造成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极其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6)、 余尝因实践老实大量，遇到瓶颈问题百思不得其解，遂深入研习古代私塾教育文献，在参阅了诸多文章后，发现古代私塾虽因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实践方法各有不同，然在这诸多不同背后却有共同的原则贯穿千年，吾人名之曰塾教五原则。一曰因材施教；二曰循序渐进；三曰目标管理；四曰读解并行；五曰经史合参。因材施教即不同性别、年龄、生命气质、学习能力之学生，学习之进度与侧重点当各有不同；循序渐进即在教学过程中基本遵循先蒙学、小学，再大学之顺序，蒙学只要认字与了解常识典故，小学则重在《孝经》《四书》之背解与日常礼节、生活能力之养成，如洒、扫、应、对、进、退、孝亲、敬长、隆师、亲友。大学则重在六经研习，基本遵循诗、书、礼、乐、易、春秋之顺序。目标管理即鉴于人天性本善之信念，一般会在安排学习任务与检查完成时特别注重，而在学习过程中对于学生之状态适当忽略，一如古代科举从来不必计较考生来自哪里，老师为谁，读的什么书，用的什么方法，在哪所学堂，只是出题考核，合格则用，不合格下次再考即可。读解并行即读经解经从来一体，边读边解，边解边读，不会刻意的追求先集中背诵数十万字后到了书院再去理解。经史合参，即通过讲故事或研读正史，用历史中具体的人和事来帮助学生理解经典教义，使得学生对经典有更深刻之体会，亦可积累些许人事经验。
(7)、(3)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VoiceFromTheEast:TheChineseTheoryofJustice，UnitedKingdomReading:PathsInternationalLtd，2016)；《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专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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